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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散文

    《陳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紀念版發布會于

    散文集發表于2020-06-07 15:10:01歸屬于散文新聞本文已影響手機版

      1月4日下午,“紀念《陳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紀念版發布會”在復旦大學舉行。會議由復旦大學中文系、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主辦,與會的專家學者及嘉賓共同回顧了《陳寅恪文集》的出版歷程,高度評價了陳寅恪先生的學術價值及其對其后中國文史研究的深遠影響。

      發布會現場

      陳寅恪先生可謂是中國近代最有成就和影響力的文史學家,上世紀5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即修訂重印了陳先生的著作《元白詩箋證稿》;又約請陳先生將其有關古典文學的論著編集出版,陳先生親自擬定書名為《金明館叢稿初編》,編輯在得知陳先生正在撰寫另一部著作《錢柳因緣詩釋證》(后更名為《柳如是別傳》)后積極約稿,也得到了陳先生的同意。后因種種原因,這兩種書未能及時出版。

      1978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易名獨立,于當年3月重印了《元白詩箋證稿》,并啟動《陳寅恪文集》的編輯出版工作。陳寅恪先生弟子、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樞為了文集的編纂,傾盡心力,歷經三年搜集陳先生已刊和未刊的著述、手稿,于1980年始正式出版《陳寅恪文集》,至1982年出齊。文集收錄陳寅恪先生作品凡七種,分別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其中《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別傳》均是首次出版。蔣天樞先生不僅承擔了陳先生文稿的收集與整理、校勘工作,還撰寫了《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作為附錄。

      2020年,恰逢《陳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為紀念陳寅恪先生和為出版文集作出重要貢獻的蔣天樞先生,以及當年的出版前輩們,上海古籍出版社決定重版《陳寅恪文集》。據悉,該文集的紀念版,均據原版影印、修復,以“修舊如舊”的原則,力求“原汁原味”。

      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長李國章先生、復旦大學中文系原主任陳允吉教授共同為《陳寅恪文集》紀念版揭幕。

      發布會現場,首先由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引馳教授、復旦大學古籍所所長陳廣宏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高克勤先生分別代表主辦方致辭。

      陳引馳教授談到,陳寅恪、蔣天樞兩位先生,都與復旦有極深的淵源:陳寅恪先生早年就讀于復旦公學,而蔣天樞先生長期任教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和古籍所,而他們這對清華國學院時代的師生,也因為《陳寅恪文集》而深刻地聯系在了一起。陳引馳教授認為陳寅恪先生的學術研究兼括了傳統文史的諸多領域,而都達到了極高的境界,尤其具有開辟新天地、引領一代學術方向的典范性。且先生的學術不僅是傳統文史學術的延續和光大,更融通與化合了海外的學術觀念、方法及視野,他早年游走東洋、歐美,便顯示了他在那一代知識人之中最開闊、最廣大的人生和知識格局。而就其學術的一些重大變折來看,如在殘酷的中日戰爭前后完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部偉大的著作;在晚年投入明清詩與史的研撰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呈現了一個偉大學者面對他無法掌控的時代紛紜所做的頑強奮斗。作為弟子,蔣天樞先生所表現出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他同樣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忠于學術,勉力完成了老師文集的編校,傳續學術文化之精義而不墜。

      陳廣宏教授也認為,陳寅恪先生是中國現代學術的一面旗幟,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近現代人文學科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型,所謂“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的重要價值。而《陳寅恪文集》又見證了陳寅恪與蔣天樞師弟子之間傳承的淵源。在他看來,蔣天樞先生晚年做了兩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花了巨大的心力為老師整理出版文集,二是在復旦大學古籍所于1983年成立后悉心培養古典文獻學和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他整理師說是認為陳寅恪先生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托命之人,而他傳授師說,則是身體力行地為中國文化續命,這里面是一種共通的精神血脈。

      高克勤社長從出版人的角度解析了《陳寅恪文集》為什么會在上海出版,他說,在當代中國出版界,上海出版人是明確認識陳寅恪先生著作價值的先行者。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保存的書稿檔案中,至今完整地保留了陳寅恪先生論文集的編輯出版記錄和來往書信,從中可以看到,“文革”結束后《陳寅恪文集》的迅速出版固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當時的編輯解放思想、尊重學術的結果,同時也是從中華上編以來的幾代出版人對于學術文化珍而重之的傳統的體現。

      對于陳寅恪先生的學術地位與價值及其文集的出版對于學術界的影響,當天與會的幾位專家也各自從自己的研究領域與個人經驗做了闡發。

      復旦大學中文系原主任陳允吉教授認為,陳寅恪先生是我國近現代少數幾位贏得世界性聲譽的學術大家,他處在中外文化和學術交流沖碰的特殊時期,在人文科學的諸多領域取得了獨特的成就,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陳允吉教授還回憶說,在當年蔣天樞先生的口中,陳寅恪先生在中外學習時是很艱苦的,有一段時間官費停交,處境很困難,但他還是堅持了下來。且先生也是很有情趣的人,在國外每到一個地方,都注意考察當地的風土人情,聽他講自己的經歷,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著重談了“陳寅恪對今日歷史學的意義”,他說,陳寅恪離開這個世界已經整整五十年了,但是今天重讀他留下來的文字我們仍很容易產生雖已隔世、略無隔世之感的慨嘆。陳寅恪是一位深深扎根在中國文化傳統土壤之中的現代學術巨人,用陳寅恪自己的話說,他治史的出發點是探求真實,而其旨歸則是以供鑒訓,姚大力教授說,歷史學要追求的,無非求真、求新、求精、求直,史學應當而且必須提供的鑒訓是一種根本的價值關懷。陳寅恪的作品之所以會感動能理解他的讀者,就因為有這種根本的價值關懷涌動在他所寫下的字里行間。陳寅恪用自己的行動昭示后代學人,無論外在環境如何,只要你自己還想從事嚴肅認真的史學研究,經過努力,這一點總還是能夠做到的。

      復旦大學中文系陳尚君教授則就“陳寅恪先生詩史互證治學方法與近四十年唐代文學研究的學風變化”作了發言。他認為,詩史互證的治學方法,是由陳寅恪先生的家學和早年的讀書治學習慣孕育起來的。而當年《陳寅恪文集》的出版則可以說帶動了中國近四十年文史領域的研究轉型。陳尚君教授談到,陳寅恪先生善于在普通的、常見的文獻之中,讀出一般人讀不到的問題。在他的一系列研究、特別是很多的個案研究中,區別于傳統的文史考據,先生談到的問題和看問題的立場都非常特別而新警,同時對問題之探究,往往是通過反復推究史料以得出新的結論,比如對于李德裕的去世及歸葬年月的考證等無不如此。他的考證不是停留在文獻的表面,而是在問題提出以后,一層一層地剝開,多層地加以推究。在破除正史材料的局限,找到傳說與史實的距離,追求事情的真相上,僅《元白詩箋證稿》中就有大量精彩的例子。陳尚君說,文學研究跟歷史學到底要不要切割是最近四十年中唐代文學研究所包含的內在問題,唐代的大量作品中所見到的從皇帝到官員、各種交往過程當中所包含的史書會忽略的、歷史的某一個場景之中的特定的真相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陳寅恪先生給了我們巨大的啟發。這四十年來國內的唐代文學研究達到了很高的成就,特別是在80年代,這是陳寅恪這些前輩學人帶給后繼者的榮幸,才使得后一代的研究可以達到那樣高的水準。

      遠道而來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榮新江教授,以“不負國寶,襄進學術——陳寅恪對敦煌文獻的利用與闡發”為題,從另一個學科角度討論了陳先生學術之價值。榮新江教授說,陳寅恪先生在1930年發表的《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明確提出了“敦煌學”的概念,并為敦煌學研究指出了宏觀的發展方向。且先生早年曾長期游學歐美,學習梵文、佛教等,旁及中亞古文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里,他寫過一系列敦煌寫本的跋文,如《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等,大多數收入了《金明館叢稿二編》,主要都是從佛經翻譯文學的角度,利用他所掌握的梵、藏、于闐、回鶻等文字資料,與漢文文獻相發明,對中古思想、文體、史事等,多有發明,在敦煌學的領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貢獻。

      當天,陳寅恪先生的外孫女董景同女士和蔣天樞先生的外孫女呂海春女士也作為家屬代表蒞會。董景同女士是陳寅恪先生長女陳流求之女,她代表母親和姨媽陳美延向會議的主辦方致謝并發言。她說,陳寅恪先生1907-1909年就讀于復旦公學,母校良好的學風和求真務實的氛圍為他以后嚴謹治學奠定了基礎。有趣的是,陳先生在復旦公學的畢業證書是他多年求學唯一取得的一張文憑,此后負笈海外,都未曾再獲得文憑,而這張文憑距今正好111周年。而作為受陳寅恪先生文稿出版托付之人,蔣天樞先生在陳先生生前就花了大量的精力修訂整理其舊作,搜集、考辯、抄錄相關史料寄給老師,“文革”結束后,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義無反顧地中斷了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寫作,將全部精力用于編撰先生文集,為使文稿盡快付梓,又致信相關領導請予支持,他為此嘔心瀝血地付出,不僅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師生之誼,更體現了一位學人以傳承中華文化為己任的崇高信念。正是蔣先生對學術傳承的這種執著精神促成了《陳寅恪文集》的出版。

      對此,蔣天樞先生的弟子復旦中文系邵毅平、復旦古籍所陳正宏和復旦大學出版社陳麥青三位先生也做了各自動情的回憶,尤其是邵毅平先生提到,1981年年頭,在文集交給出版社后,蔣天樞先生即重病入院,整個上半年都住在華東醫院。當年蔣先生已經年近八十,邵毅平說后來回想,如果蔣天樞先生沒有熬過這場兇險的大病,那么他自己的著作幾乎沒有什么能留下來。他是在《陳寅恪文集》交稿后,81年將《楚辭》的幾篇論文編成了《楚辭論文集》交給了陜西人民出版社,82年將抗戰時期的論文編成了《論學雜著》交給了中州古籍出版社,從82年到86年底用了整整五年寫成了《楚辭校釋》,這是他本來“文革”后就打算開始的工作。89年年底,《楚辭校釋》出版,而蔣天樞先生已于88年6月故世,他并沒有能夠看到自己最重要的心血之作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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