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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散文

    她是一片綠葉

    散文集發表于2018-01-29 22:42:04歸屬于史鐵生散文集本文已影響手機版

      姐妹倆從小在一起長大。如今姐姐14歲,妹妹12歲,互相不見已經5年。姐姐跟著母親,妹妹跟著父親,相隔幾千里遠。父母離了婚,法律不承認感情,便把姐妹倆也分開。暑假里,姐姐坐了火車千里迢迢去看妹妹。妹妹還想念母親,羨慕姐姐能在母親身邊生活。今天的孩子不會逆來順受,有的是勇氣和魄力,也有辦法。姐妹倆商量好一起到母親身邊去,悄悄地收拾起行李,聲色*不露,神鬼不覺。孩子的真情也不承認法律。暑假將盡。去火車站的那天,姐姐在自己的提包里裝了妹妹的衣物,說那是自己的行李;妹妹呢,提了姐姐的東西,當然就沒人懷疑她不是去給姐姐送行。到了車站,進了站臺,上了火車,一切都順利。然而妹妹畢竟小了幾歲,火車要開時心慌了,忘記該藏到車廂內的什么地方去,于是露了馬腳,被拉扯著下了車。姐姐急得在車上喊:“妹妹!你再好好想想,愿不愿意跟媽媽在一起!”妹妹在車下哭。

      車開了,姐姐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哭了一路,哭得車上的人都心酸,她不知道妹妹這會兒怎么樣了。……孩子有一天對母親說:“我們的生活都是讓你們大人給搞壞了。”說得母親黯然無語。

      以上并不是柳青所導演的影片中的一段,而是她真實生活中的一幕。柳青就是那個母親。

      孩子怨母親,這太好理解。不過孩子還沒有長到能夠理解母親的年齡,不知道生活都是什么。

      閑時,我常一本正經地設計自己的來生,便確信是有先天的幸運這回事。譬如生就的一付好身體;譬如天生的一個聰明腦袋瓜兒;再譬如像貌和身材都漂亮,也不是憑后天努力能辦到的;還有是得生在一個文化素養比較高的家庭里(或環境中),這與“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類似,全在乎上帝的態度;最后一條是,生活中要有些非毀滅性*的挫折,以免活得發傻。有了這五條,我想就不再向上帝要求其它。當然,這樣想過無非得一個笑,知道這對上帝未免苛刻。對上帝這般苛刻是沒有好下場的。

      上帝卻把這五條都給了柳青。一條不落。

      柳青1949年上小學,離共和國成立只剩一個月,這明顯是個好兆頭。一上學她就參加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舞蹈三隊,就是兒藝的前身。她參加過三反運動的演出。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恰好目前還是需要的。給她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小和平鴿,(那時抗美援朝戰爭正打在高|潮)到中南海給首長演出,事先每只“鴿子”都激動得不行,每人預備個小本子,單等首長簽名留念。世上象是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事了,尤其是在50年代少先隊員的心中。

      1954年夏天,好運之神沒有把柳青喜歡夠,她被嚴恭、蘇里兩位大導演選中,拍攝《祖國的花朵》飾演影片中的次主角——中隊委員高佳云。這影片現在不常演了,影片中的主題歌卻一直流傳,今天的孩子們還都愛唱,曲名是《讓我們蕩起雙槳》。幾乎是公認的:解放以來的少年兒童歌曲中最不朽的有兩首,一首是《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一首就是《讓我們蕩起雙槳》。前一首悠遠、辛酸,后一首歡樂而充滿希望。兩首歌是那個時代的寫照。

      其不朽也是那個時代鑄成,舊中國的辛酸已然悠遠。新中國正度著歡樂而充滿希望的童年。“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水面倒映美麗的白塔,四周環繞著綠樹紅墻……”這首歌差不多是那一代和那以后好幾代少年兒童的圣歌,不必象后來的許多歌里那樣強調什么好和什么壞,唱著這歌的少年們都如圣徒般牢記了祖國和自己肩上的責任。影片中的那幾個小主人公呢?幾乎成了那幾代少年心中的偶像,確是祖國的花朵、祖國的寵兒。柳青和她的少年伙伴們經常作為中國少年兒童的優秀代表,到北京飯店之類的地方去參加國際少年兒童的節日歡慶活動,又經常給首長或外國代表團獻花去。

      符合第三條已經無疑;因為中國影片中的正面角色*無一不是漂亮的。又因為舞蹈演員的身材,當然一定要美。還因為我們是一個顧臉面的民族,絕不會請一個不漂亮的小姑娘去給外國人獻漂亮的花。

      符合第一條也有明證:從初中到高中,柳青一直是北京市少年游泳隊隊員,曾兩次打破女子少年組100米蛙泳的市紀錄。她還是市排球隊隊員,參加過全國少年排球賽。看來“福無雙至”一語不絕準確,至少在少年柳青身上未得體現。

      1956年,她考進了北京女十二中,一所很好的歷史悠久的中學,建校已有100多年,以前叫貝滿女中。初中二年級國慶節時,柳青的好運到了頂峰,她作為全校三好生中的第一名,站在彩車上通過天安門。完全能想象得出:紅領巾飄飄揚揚(紅旗的一角),五指并攏高舉頭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站在彩車上大約不容雀躍,但心中定是沸騰,不知說什么好(說什么似乎也不好),熱淚盈眶(不知道毛主席看見了沒有),彩車開得太快。沒有什么比少年的純真和赤誠更動人的東西了。柳青說:“一種極高的榮譽感,使我保持了六個學年,全部課程都是五分。”這話說得讓我有點傷心,我記起自己小時候也是有極高的榮譽感的,卻不能得到全五分,因此見也沒見過那樣的彩車。沒錯兒這又是上帝的事,上帝還給了她聰明的大腦,以便符合第二條,當然這與她自己的努力難分,而且一定與她的母親難分。

      柳青很小,父親就離開了她們。柳青跟著母親長大。柳青的母親是位作家,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現在的筆名叫作柳青娘。

      (注意第四條)不過第四條的重要絕不僅在于童年的智力能夠得到及時開發。因為教授的兒子坐了班房的事并不算稀奇。柳青娘(這筆名給本文的敘述帶來方便)的重要,也絕不僅在于能夠督促女兒的學習。望子成龍是普天下父母必有之心,如今的嚴父嚴母施拳腳以育龍而偏弄出了蟲的事,屢有發生。所以請注意:我的第四條中說的是文化素養。文化素養與文憑、學位和職稱,是分明的兩碼事。文化素養是什么?此文要求一萬多字,不是為探討這個題目用的。講一件事,看能否對弄清這個問題有些幫助吧。50年代初期,柳青娘帶著三個孩子生活,柳青是老大。柳青娘有一位童年時代的老朋友,那時也是孤身帶著兩個兒女度日。兩家人住隔壁。這位老朋友是小學教師,教師比作家的收入少很多,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老朋友一家的生活也就困難得多。“那時我媽給孩子們做衣服,”柳青說,“一做準是五件,我們三個和劉姨的兩個孩子每人一件。”這是件小而又小的事,似與“報告文學”

    不甚匹配,但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難滅的印象,這一點卻又象比“報告”和“文學”都重要。柳青說:“我幸運地得到了整個少年時代的健康、自然的發展,我所在的是得天獨厚的沒有被污染的環境。真善美的東西在我心里生長并扎了根。在我的心里打了這樣一層底色,打得很牢,很扎實,以后再怎么樣也涂抹不掉了,真誠、坦率、積極進取、與人為善……一直到15歲,我沒有遭到任何挫折。”   有一天上帝一覺醒來,悶悶的,不甚愜意,慢慢尋思道:單有真善美算什么真善美?只把好運之神派去照顧一個人,太象凡夫俗子嬌養自己的兒孫,我既為天君,焉能做下這等孬事?便放出假惡丑三魔鬼,令其下到人間做上些手腳,特別囑咐要給那個叫柳青的孩子一點顏色瞧瞧。三魔鬼領會出來,真把時間搶得好,1958年5月,正值柳青初三快畢業之際,團組織要發展她入團之時,假惡丑魔鬼到了,柳青娘被劃為右派分子,并被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   就這樣,上帝可謂功德圓滿,為柳青把五條都湊齊,接下來的日子看她自己了。反正是不知道母親去了哪兒,反正是家里一分錢收入也沒有了,弟弟反正是只有9歲,14歲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一種叫作“肝竇狀核變性”的病,日常生活也難自理。第五條反正是不如前四條好對付。政府幫了一個忙,把妹妹送到了清河養老院(不知怎么講),但據說在那兒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劉姨(柳青娘的那位老朋友)的經濟狀況那時有所好轉,負責了弟弟的生活費和姐弟倆的房租水電錢。柳青在學校領一點助學金,饅頭和窩頭加起來可以飽。再有用錢的地方呢?譬如,住在清河的妹妹最愛吃油餅,每到星期日柳青就買幾個油餅,騎了車去看妹妹。母親不在了,15歲的姐姐決心讓14歲的妹妹吃到想吃的東西。蹬三四十里地的車,到了清河,見妹妹躺在床上,衛生狀況一塌糊涂,便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然后再蹬了車回來。油餅就是我們平時吃的那種油餅,但對柳青的助學金來說是太貴重了。得想法掙點錢。所以一到寒暑假,她就到工廠去找點事做,名曰勤工儉學。早晨6點鐘起床,騎車趕到東郊的北京鍋爐廠當小工,帶上干糧,就著工廠供應的降溫鹽汽水吃,晚上5點回家,洗下一盆鐵銹湯。……這樣的生活整整過4年。后來不用去清河了,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間。柳青說:“對于這一段生活,我倒并沒覺得太苦,不抱怨,更沒想過隨波逐流或破罐子破摔。也許是與底層人民的接觸,我知道了他們都這樣,天生如此,當然如此,誰也沒想到過這是苦。”感謝上帝吧,讓她知道了祖國有各種各樣的花朵。   我認識柳青是在1975年。她對插隊的事很有興趣,又知道我對文學和電影有著夢想而且癱瘓著,便愿意來與我聊。由虎子介紹(虎子就是劉姨的孩子,我的中學同學),約了日子,聽說她是長影的導演,我便誠惶誠恐地做了準備,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里寫下很多字,等著。虎子說:“她等于就是我姐姐,你怕什么。”   我說不怕。她來了。果然不怕。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里開聊,東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來,說錯了也不被批判,我就說了許許多多的錯話。那天她穿了件墨綠色的呢大衣,就更顯得美,這一點不斷地給我以打擊,讓我覺得自己離電影有難越的障礙。她卻鼓勵我把插隊的事寫成電影劇本。我不敢說柳青是伯樂,那樣豈不等于說自己是千里馬?讓人笑話。實際上我的腿是癱的,不能千里也不是馬。實際上她成了我文學上的老師和引路人。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氣,寫了一個劇本,寄給柳青看。她回信說:“我一下就看出你應該搞文學。”這句話比我后來得了小說獎還讓我激動。我們全家也都激動了一回。我又寫了小說給柳青看,她看了又拿給好幾位有名的作家看,寫了厚厚的一疊意見寄給我。如是者許多次。我并未全盤接受那意見,在信中或面對面與她爭論過幾回,我們的關系很平等。我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就是柳青推薦到一家刊物去的。那日天色已晚,她風也似地“刮”來,進門劈頭蓋臉向我祝賀,說那一篇“寫得真不錯”。我不免又激動一回,卻是激動不過她。   以后幾年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她整年在外頭跑,采訪、寫劇本、籌資、拍攝,借助上帝給的好身體可以行蹤不定。我坐在家里倒總能聽說她的消息。消息不怎么好,多是失敗的消息。消息如下:   1976年底??1978年夏,她與別人合寫《忠誠的戰士》,寫的是賀龍。劇本在1978年《電影文學》上發表。同年秋成立攝制組開拍,但中途下馬。原因很多。   1978年底,她寫成了電影文學本《作證》,但沒有拍攝的機會。此本收入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電影文學劇本集,集名就用了《作證》。   1979年5月??8月,她又寫了劇本《音樂之家》,寫了盛中國一家的故事。因有關部門不同意把盛中國的父親盛雪的事跡搬上銀幕,此片未能投產。   1980年4月??11月,她與王藝瑜合作,編導了《漓江春》。   此片由華文影片公司出品,1981年底總算公演。   1980年12月??1981年2月,她又寫了劇本《黃山吟》,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擬拍攝水墨動畫片,因非兒童所能理解的主題,又未成。與此同時,她與王力雄合作,寫了《末代皇帝》的劇本,中新社擬籌外資拍攝,因柳青本人認為此單位不具備拍攝此片的條件,終于放棄。   柳青簡直是馬不停蹄。我不由得要歇一會了,呼吸有些緊。   常聽電影界的朋友說,現在的導演,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氣力使在藝術上就算不錯了,其余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種各樣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相當于外交家和商人的事,相當于權術家和甜言家的事,相當于股票市場里的事和街頭乞丐的事,相當于搬運工、勤雜工、自行車運動員和馬拉松運動員的事。都說,若不把這些技藝嫻熟了,憑什么拍得起電影?有名氣的大導演要好辦一點,初出茅廬者必要有這樣一身硬功夫的,如果想成功的話。   如果想失敗呢?那就甭說,不過也沒有這樣的人。柳青自然也沒有失敗的癮。不過失不失敗不在于有沒有這方面的癮。很多朋友都說柳青嘛,人可真是個好人,可惜太不會處世,心腸又太軟,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顧,對人也太易輕信……還有好幾個“太”,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了。是否“可真是個好人”就注定與這些個“太”分不開呢?倒未必。作人何妨全面些、周到些呢?但都又似乎太沒有個性。據說,欲成大器者,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對了,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此語過于玄妙,非凡人所能悟透。柳青的事沒那么玄,不過證明了“秉性難移”和“命運即性格”兩句話的偉大。譬如說作為一個導演,是大擺其架子好呢?還是與大家同甘共苦好呢?一般來說誰都會認為后者好。柳青是不擺架子的,因為不會。在上海錦江飯店拍攝內景時,因為要不斷變換拍攝角度,室內陳設及道具經常要搬動,這位導演便經常自己動手,很多好心人認為這樣會降低導演的威信。外出選景或拍攝時,她總揀租金便宜的車坐,有人建議說坐什么什么牌子的車才氣派,她想也沒想,只知道坐車是為節省時間提高辦事效率,不明白氣派的用處。在黃河源頭拍攝《漂流》一片時(地處海拔4900米的巴顏喀拉山上),她把吉普車讓給人坐,自己每天提前40分鐘出發,翻一座山坡到拍攝點去。她既是導演,又是全攝制組中年齡最大的人,而且不久前剛剛作過一次手術,無論從哪一點說,她坐吉普車都是名正言順的。但她認為全組的團結最重要,沒有同心同德的創作氣氛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自己必須與大家同甘共苦。不過她象是有點“不識時務”,據說“今非昔比”,眼下“擺架子”和“氣派”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無悲哀地跟我透露了其中的奧妙(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因而一說就懂):假如你出去聯系什么事務,必要有一輛氣派些的轎車,這相當于一個特別通行證,與之聯系事務的單位先就敬你三分,事情便要好辦些。假如你作為一個導演去聯系事務,最好只說自己是一名劇務,與之聯系事務的人一見你心下便可嘀咕,劇務尚且氣派如許,導演來了總歸更嚇人,事情又好辦些個。這些柳青不懂。也未必準是不懂,懂了她也做不來。所以她就坐末流汽車,住下等房間,以吃方便面條為樂事去吧。再說威信。導演要有威信這不是一個問題,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卻分青紅皂白。舉個例子?譬如周總理信奉的是一種,“四人幫”慣施的是另一種??這例子舉大了。沒那么邪活。然而我想起詩人北島的一句詩,“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這真糟透了。不過失敗就失敗吧,柳青還是堅信她的“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光明正大”吧,那樣好。   又見到柳青時,倒看不出她有失敗的樣子,依然是風一般地來,又風一般地去。我很想對她說點類似安慰和鼓氣的話,發現不必。我又很想勸她把那幾個“太”字改一改,料也白搭。就聽她興奮地給我講了她的兩個劇本??《作證》和《黃山吟》。   《作證》是她為編寫《忠誠的戰士》,在湘鄂西采訪時的意外收獲。這兒是賀龍的故鄉,是老革命根據地。這兒曾育出過多少傳奇式的革命人物和傳奇般的革命故事!如今又有了一個奇異而動人的傳說:有一位家在北京的老干部,年近花甲了,級別約在局級以上。“四人幫”肆虐橫行時期,他離開了北京的家;只身悄悄地來到了這里,并悄悄地住下來。他原本是這地方的人。是什么又把他召喚來?是逝去的童年的樂事?是依舊的故鄉的水土?還是已經遙遠了的青少年時代的夢想?是什么不清楚。是什么也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不久竟與當地的一位既窮且老的寡婦結了婚,既無喧天的鑼鼓,又無動地之炮仗,兩人住在茅屋里,沉靜和諧如償夙愿般地生活,給人感覺不是牛郎過了天河,便是織女又降凡間。眾人都羨慕,也都感動,又都驚訝,便有了種種猜測。有的說那老人是在京蒙了冤的;有的說那老人是為了不使別人蒙冤而自己蒙了冤的;有的說那寡婦受了多年的凄苦,心里一直念著那老人呢;有的說那老人也一直戀著那女人,到底來與她團圓了。眾說紛壇,但都相信:這二人年輕時必有過一段浪漫與悲哀,這二人歷盡劫難終于感動了上蒼。老根據地的人民,心地真是純凈善良,便把這美好的猜想四處傳揚。(中國還有一派流言家,慣會編派別人的私事,編派得如他們自己一樣骯臟。這一點本文在后面要提到。)柳青被這故事打動,又知道這實在是一件真事,那老人與寡婦都確是有,就想去見見他們,可惜時間緊張未能如愿。   以上就是劇本《作證》所根據的原始素材。人,有什么樣的心靈便會有什么樣的靈感,這便是人對藝術的重要。   《黃山吟》,說的是明代一位大旅行家重游黃山,尋覓三年前他在這里遇到的一位姑娘。那姑娘當時被迫出家作了尼姑,痛不欲生。旅行家熱愛生命,志在山河的博大胸懷,曾感化并點悟了那個姑娘。然而現在,他尋遍,人間皆不見姑娘的蹤影。旅行家路遇大乘法師一同揣測姑娘的下落。黃山變幻萬端的云彩始終伴隨著他們,在深谷、在天際演出一幕幕神奇悲壯的景象。他們心中都明白了:那姑娘已不在人世。她若逆來順受混混噩噩做生活的奴隸,尚可茍且偷生,而一旦認識了自我的價值并勇敢尋求時,必不為險惡的社會所容。從種種民間傳說中可知,她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有過壯麗曲折的經歷。如今,她的魂化作了黃山之云,縈繞于山頭,俯視人間,不忍離去。   柳青說,“人的生活不夠美,所以才希望從藝術中看到美,在藝術中創造美、實現美。”我想這一點就是藝術對人的重要了。   有那么一陣子,我的耳朵也聽來不少關于柳青的流言。中國多流言,因為中國人少流動,多數都如我一般畢生“癱瘓”在一處。又因為不少人的時間多到不知如何挨過,便把別人的私事傳來傳去,又加了夸張與變形,以使自己寂悶的生活多出聲色。也可能還因為中國有把愛情列為禁區的歷史,性教育又極缺乏,所以這方面的好奇心就需流言來滿足。中國式的流言之最大宗,便是關于別人的私生活,包括結婚和離婚,包括再嫁和不再嫁。寫到這兒想起一件事:現今小說的題目中若有“男”字和“女”字并存,即可暢銷,想必是因為符合了辯證法的原則。   柳青上大學時就有了戀人,據說是一見鐘情。雙方的功課都好,雙方的理想都高,雙方的思想都進步,雙方都在青春年少時,自然有說不完的知心話,有夢不完的美麗的夢。讀者想知,盡可以把古今中外一切有關青年男女真誠相愛的故事想一遍,把精采的情節用在他們身上,多半是有不及而無過之的。想必讀者已有所料:象這樣美麗的愛情故事不會沒有一個悲哀的結局,否則成何世道?想得真對極了。1966年夏天,他們的愛情浪漫曲結束了,并沒有婚禮進行曲繼后,而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原因呢?也非常典型:男方的父母反對。反對的原因呢?也非常典型:柳青的母親是右派,所以與柳青結婚的人,其事業的前途法定黯淡。這樣的邏輯在那個時代是通行的。將來的人們對此可能會不理解,正如我們今天已經不能理解,為什么一個奴隸的婚姻要由奴隸主來決定,為什么奴隸主為了幾塊錢就能隨意拆散一個奴隸的美滿家庭。類似的事發生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在中國的高級干部和知識分子中間就更值得深思。就這樣,要么忠于你的愛情而不顧你的前途,要么顧著你的前途而拋棄你的戀人,那個青年選擇了后者。不要太怪他吧,因為這里所說的前途,是與革命、人民、主義等字眼劃等號的。柳青沒有太怨他,一直都把他當作好朋友。柳青也沒有恨他的父母,而且記得那兩位老人一直都是很喜歡她的。她在給兩位老人的信中寫道:“……我心里雖然很難受,但并不感到意外。當我剛和他作朋友時,就想到了這個問題……幾次很直接了當地和他提過……應該把我家里的實際情況老老實實地告訴您們,含糊、說謊都不對,在我心里就過意不去。他說我不了解情況,要是和家里說了,您們肯定會生氣的,也不會同意的,還是先別說吧。當時,我并沒有把家里為什么會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也沒有勇敢地正視這個問題,因此幾次想給您們寫信,都沒有寫。去杭州(男方家里??作者注)前我想:如果您們問到我家里的情況,我就如實地把一切講出來。可是您們都沒有問起過,我就沒講,并且天真地想:等我母親摘了帽子又重新工作了,等我也入了團,那時再向您們講吧。因此一直拖到去陽高(柳青參加四清工作的地方??作者注)以后才講。這件事我做得很不對,也很不好。……”看來柳青還是很理智、很冷靜的。不過再看一段她的日記吧:“這些日子的感情是很復雜的,一連接到他的兩封來信,一封比一封冷酷,一封比一封更缺少溫柔……他認為必須按他父母的意見去做,而這和我們的愛情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必須舍一求一。他……認為這件事必須說明白,否則對雙方都不利;態度是相當堅決果斷的。真沒想到這樣大的打擊發生在我參加四清運動最緊張的時刻。我在上一封信里,曾有點挑戰式地批評他不勇敢、不堅定。我希望經過我們的努力,用我們的決心和行動解決和他父母之間的矛盾,爭取最后結合,但是他卻連這點勇氣和信心都沒有……那天中午接到他的信,我真想痛哭一場,哭一天,可當下張茂成就來找我,說被張侃迫害的徑忠的女人回村了(這是四清中的一件事??作者注),我立刻擦了眼淚去訪問她。……但有一剎那空隙,我就覺得心口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一樣,眼眶馬上盈滿淚水。會一散我跑開了,跑到園子里,?眼淚又止不住流出來。但是我很清醒,知道不能把眼睛哭紅,還得回來參加晚上對敵斗爭會呢。”   柳青說自己“對此事并不感到意外”,那純粹是一種夸張的自我安慰。她說“我并沒把家里為什么會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這才是實情。這不是壞人與好人演出的斗爭,這是好人與好人釀制的悲劇。愚昧落后是其發酵劑。那時,能夠把“原因想得很深”的人不多,能夠把后果想得很深的人就更少。文革式的大悲劇,也許正是以這樣的小悲劇為基礎、為根源的。一對小人物純真愛情的被扼殺,與一位國家主席的冤死,這之間有著模糊但是確定的聯系。人道主義泯滅的地方,人的尊嚴被蔑視的地方,苦難還能不日趨深重么?中華民族那10年大悲劇的制造者是中華民族自己。每一位驕傲的炎黃子孫,對那段歷史如今想必都有了覺悟。(但愿如此)悲劇又成了進步的發酵劑。   柳青把屈辱和悲傷藏進了心中,心變成荒漠。愛情之火在那兒熄滅了十幾年。雖然她后來結了婚,有了兩個女兒,但那根本談不上愛情。恐怕沒有篇幅寫這件事了。就在她準備結婚的時候,她心里也全明白:沒有也不可能有愛情。這一點,無疑是她的錯誤。她的錯誤還在于:不懂得,同情和犧牲絕不是婚禮進行曲的音符;沒注意到,荒漠之下還有著愛的潛流;沒有看清,這樁婚姻的雙方是兩種不同的人。本文不具訴訟性質,也不打算象大多數國產影片那樣分出正面角色與反面角色。生活沒有那么簡單。總之,純潔的愛情被扼殺之后,不會有好果子從這棵樹上結出。   柳青繼續馬不停蹄。   1981年3月??1982年10月,她與王力雄合寫了劇本《追索》。劇本在1982年第,2   期《丑小鴨》上發表,同年由中國新聞社電影部投資拍攝,1983年公演。這是她獨立執導的第一部故事片,放映后獲得一定好評(70個拷貝,放映14900場)。   1982年11月??1984年1月,她參加了故事片《南拳王》的拍攝。‘1984年2月??6月,她與達奇、王力雄合寫了25集電視系列片《黃水謠》。同時,她自己又寫成同名故事片劇本。本打算電視電影套拍,但又因故下馬。   1984年7月,她在浙影廠所拍電視劇《風荷曲》中,任藝術指導。   1984年9月一10月,她拍攝了長錄象片《炎黃子孫歡慶十一》。   1984年底一85年初,她與王力雄合寫電影劇本《血門》上下集。自己沒有拍攝機會。此片由西影和廣東藝術發展中心聯合攝制。   1985年3月一7月,她在深圳影業公司拍攝故事片《漂流》,因種種復雜的矛盾,她中途離開。   1985年10月一12月,她為湖北電視劇創作中心改編了12集連續劇《天堂之門》。   柳青很能吃苦。與柳青一起工作過的人無論對她的看法多么不同,在這一點上卻都一致。   影片《追索》中有這樣一個畫面:凌愷打開父親的考古筆記,響起駝鈴聲,隨之出現當年凌思涵的考古隊通過火焰山的情景,巨大的紅色金字塔式的火焰山下,一支小小的駝隊走在黑色的沙漠上,給人神奇的感覺。7月的吐魯番,中午的氣溫高達47℃,人靜靜地呆著也會感到難受,但為了這一畫面,她們還要往山上爬去找最好的角度。那次柳青中暑休克了,被人抬到山腳下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內,3   小時后才緩過來。第二天她照常工作。小說靠語言,電影靠畫面;語言看出作家的功力,畫面見到導演的匠心。為了一個好的畫面,她和她的同志們不知走過多少冤枉路。在沙漠里,在高原上,在急流險灘間,常常是玩命一樣走到一個地方,看看,不理想,再重新去找。這與片名相同:追索。“眾里尋他千百度,摹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這不怕。凡是追求完美藝術的人,都不怕這個。怕只怕:眾里尋她千百度,猛然發現,有人正在名利熏心處。那時候柳青只會傻眼,再無作為。   為了拍攝《漂流》,柳青讓掉了《血門》的導演權。西影和廣東省藝術發展中心共同決定,請柳青導演她參加編寫的這部影片,共二集,投資150萬,拍攝景地在上海、天津,工作條件來比《漂流》不知好多少倍。《漂流》拍攝條件之艱苦,是一般攝制組無法與之相比的。古稱黃河沿的瑪多縣已屬人跡罕至的地方,離西寧有600   多公里。再向上穿過大草灘,就到了鄂陵湖西北方布青山下的淘金場。她們和淘金人滾在一起,喝的是沙坑中滲出的水,住的是帳篷,地上僅鋪一塊塑料布,下面是濕草皮和老鼠洞。   那地方晚上9點多太陽才落,她們便從早晨5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0點,中間只吃一頓飯。再往上走,到了黃河源頭。自古以來,涉足此地的人也不過幾十個吧,萬圓幾十公里連牧民的帳蓬都不見了。她們就在地上挖個坑生起灶火,用高壓鍋煮面條,一頓飯要吃三個小時。空氣稀薄。走幾米路都覺困難。不過得爬山,跟在上海或天津的爬樓梯有區別。柳青覺得《漂流》更能實踐她的藝術理想,寧肯放棄另一種成功,而來這洪荒之地冒風險。這一次她除去冒了風險,沒有得到別的。不過,黃河的博大激涌、高原的偉岸雄渾、大自然的純潔沉靜使她得了大享受。她常獨自久久地默對這顆星球和這個宇宙,便忘卻了蠅營狗茍的瑣事,聽到了瞑瞑之中愛與寬容的啟示。   記得有一次我問她:“這么拼命地干,我猜是想用事業的成功來抵銷生活中的失望吧?”   她說:“我不是那種把事業放在第一位的人。”   “那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我問。   她說:“生活。”   她說:“真誠的愛和人與人之間美好的關系,事業也不過是為了這個。”   她說:“有的人最關心的是怎么能在社會上站住腳,認為能搞成幾部作品,被人們所承認就是最大的快樂,為此可以犧牲一切。”   她說:“我也盼望自己的作品被社會承認,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真的實現了我也不會覺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幸福。其實有更珍貴的東西。”   這最珍貴的東西是什么呢?再看一段她的日記吧:“……不去追求人的能力的最大半徑,不去尋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我追求的是人性的美,真善美的最大限度的實現,人和人之間的理解、信賴、尊重、愛護、幫助、真摯的永恒的友誼與愛情。我要這樣做,我也想這樣影響別人,比如通過我的作品,使人和人的關系變得更美好,也使人類本身變得更美好。”   看來幾個概念有些亂,得稍稍分析一下:為了在社會上站住腳而搞藝術的人,是一種人。為了發揮和實現自己能力的最大值而搞藝術的人,又是一種人。為了使人間變得更美好而搞藝術的人,是第三種人。第一種和第三種都是目的很明確的人。第二種呢?其“最大值”怎樣體現呢?神槍手所以能證明其為神槍手,總是要有個靶子的,否則子彈向何處出膛?倘這靶子是“在社會上站住腳”,便與第一種人同。倘是“使人間變得更美好”,又與第三種人一樣。所以第二種人是個不確定的概念。而第三種人若是為了自己的目標竭盡全力,不也是在“實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么?   柳青正是這種人。   這種人總是失敗多于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因為他們永遠不嫌生活已經太美,他們創造美的生活欲望是不知道夠的;二是,他們永遠不認為自己已經發揮了自己能力的最大值;第三,他們總也投時間去學“站住腳”的技術。幸虧這種人對成功與失敗有著自己固執的見解:他們不認為“站住腳”就是成功;他們認定,人與人之間失去了真誠、信任和理解才是失敗。誰都不愿意失敗,只是失敗的含意不同。有一位詩人跟我說:藝術是跳高,不是拳擊,其對手是神,而不是人。我理解此話有兩層意思:其一是說,搞藝術的人沒有理由互相爭什么強弱(更不要說互相使拳腳了),面對自然造化的萬物,我們每一個人都太弱小、太淺薄。藝術不是為了用來打倒人,而是為了探索全人類面對的迷茫而艱難的路。   其二是說,拳擊以打倒一個人(一個更弱者)為目的,所以總能得一點沾沾自喜的勝利。跳高卻是在與神較量,所以每一次勝利都是以失敗告終(把橫竿碰掉算結束)。人與人之間美好的關系正如那橫竿的升高一樣,是沒有極限的。這種失敗之所以同時又是勝利,在于他們非常清楚自己是在為人類尋找一個新的高度。據說:“不想作元帥的士兵就不是個好士兵”,但是,僅為作元帥而作元帥的元帥,準是個壞元帥。   我見過柳青悲傷的時候。這時候,風象是在她身上停歇了,她坐下來,仿佛被風吹落在椅子上,眼睛里一片空曠。這種時候她可能說:“昨天我很難過,既便是那個本子搞成了,可我們那些過;去的朋友為此離心離德,也還是一個悲劇。”她也可能是說:“我有時候挺失望,人要是只愛自己,還有什么意思呢?”不必去詳究她說的是哪件事和哪個人。她象大多數善良的女人一樣,您給她一點美好的東西看,她身上就刮風,興奮而且強勁,不惜把自己刮光。而一旦出現了不那么美好的事,不管是出現在誰身上,失敗者就象是她自己一眼睛睜得太大,其中是不盡的茫然。當然用不了很久,她又能聚起足夠的風力,興奮且強勁,把自己刮出去,因為世間的美好事確也不盡。   不過,這么容易刮風也未必全是好事。柳青娘就說過她缺心少肺,“這么大的人了還那么糊涂”。我和虎子也認為她太少主心骨,太有些盲目。當然不是愿意她變得世故,而是希望她能風平浪靜哪怕是一會,惟此才能對生活多些深的思考。我以一個寫小說的人的偏見,認為她應該及時把自己找回來,把自己四十幾年的生活細看一向再深思幾遍,下些慢功寫出來。任何一個人,若能不留情且無忌諱地把自己剝開來細品,都會發現那原來是一部好作品。何況柳青又不乏藝術才能,手里又掌握著非常豐富的好素材,那些素材又不是費盡心機搜集來的,而是上帝賜給她的經歷。真情和深思比技巧重要。我真希望她能寫。譬如:她的與“花朵”和“鴿子”一同度過的少年時代;她的詩一樣美妙又詩一樣憂傷的青年時代。譬如:那一個夏日,她游泳回來,人們告訴她母親已被抓走;那一個冬天,她買了油餅去看妹妹,妹妹已不在人間。譬如:她信徒般虔誠地自我改造,卻總難得到“主”的寬容;15歲就夢想著入團,直到大學將畢業時才算如愿。譬如:她說過的,她最不能原諒自己的罪過??為了與家庭劃清界線,她和弟弟曾一度離開了給人家作褓姆的柳青娘,以致老人無兒無女地過了好幾年。譬如:文革中她曾作過一陣頭號保皇派;又為了給系主任爭人的尊嚴(因為有人把系主任畫成豬),致使自己陪著上臺挨斗。再譬如:文革中她曾被敵對派打成反革命,而后來當敵對派也被人打成反革命時,她反而寫大字報為之鳴不平。再譬如:她天真地以為自己有與別人一樣的捍衛真理的權利,大約又是風一樣地去串聯,結果被全國通緝。還有:她那一次凄惶悲傷的少女的初戀,那二次失敗的婚姻,和以后幾次仍不成功的愛情??這既是一個人的悲劇,也是社會和歷史的悲劇。還有:她心如荒漠時可以平安,而一旦又萌生了愛情,便招出惡語流言。??這中間更有著深意。……她干嘛不寫寫這一切呢?至少干嘛不靜下來想一想呢?讓風靜那么一會不好么?那會給人更深的智慧。   我不懷疑她能把自己的故事寫好,只要她靜下心去寫的話。她說過:“真正悲劇的主人公,他們的道德品質不是好到極點,但他們的遭殃絕不是因為罪惡而是因為弱點,我和我要寫的主人公都是這樣的一些人,我要寫的既是性格悲劇,又是社會悲劇。”她還說過:“我以后要報復世界嗎?要報復那些傷害了我的人嗎?報復只能在人中間再制造痛苦,我在別人的痛苦中絕對得不到快樂。我受的苦太多了,我不愿由于我的存在再給人們增加痛苦。”古往今來,真正的藝術家多是嘗夠了世間的艱辛與苦難的,但他們總是對人類充滿了愛的,他們的作品中因而沒有報復的色彩,沒有狹隘的怨恨,沒有歇斯底里的發泄,沒有自命圣潔的炫耀。在他們看來,靈魂殘疾了的人和雙腿殘疾了的人是一樣的,都是不幸的“羔羊”,而“主”不是神祗而是“羔羊”們的不屈、自新與互愛。   他們敘述苦難乃是站在人類立場上的沉思,他們剝開人類的弱點,本是為著人類趨向完美。惟此,藝術才有了更高的價值,藝術家的苦心才能獲得報償。   我到擔心,柳青還能不能靜下心來去寫她自己的故事。這種擔心大約也是多余,或者寫或者不寫,對于她似乎都不重要。人常犯的錯誤是替別人瞎擔心。柳青把作人看得比作文重要。作人的重要不在于用筆寫,而在于用心行。幸福的實現對她來說也在于此。在生活中太難實現生活的理想,便到藝術中去實現,她說她搞藝術主要是此動機。不過我還是跟她說過一句玩笑話:要是不把您這四十幾年的生活寫一寫,似乎有負于上帝對您的“寵愛”。這話不全是玩笑。有幸得到上帝諸多“恩寵”的人,有理由多為世上做些貢獻,這與她的初衷不違。這么多年來,她確實沒有一刻偷閑,但是“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她應該搞出更好的作品來。不單為自己,也為了后人。譬如她的女兒,不僅應該知道她自己的生活是被大人搞壞了的,還應該知道這些大人的生活都是什么,以及生活原本就是多么不簡單。歷史永遠是一條艱險的路,這路要人去走,其間布滿了迷茫和痛苦,從而人才有了思想和歡樂。柳青說,自從她的女兒一懂事,她便跟女兒說過,“我們是母女,我們更是朋友”。現在代溝依然出現了。出現了就出現了吧,叛逆是創造的開始。上一代人只須留下自己清晰的腳印,也許還應該把這些腳印鑄成模型,放在路邊的草叢里,成一座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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