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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散文

    心得之四 君子之道

    散文集發表于2020-09-08 19:37:30歸屬于于丹本文已影響手機版

    大家讀《論語》會發現,這里面經常出現一個詞:君子。我們直到今天還常常將其作為做人的一個標準,說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呢?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標準,一部短短兩萬多字的《論語》,“君子”這個詞就出現了一百多次。

        我們把孔子對于君子所有的言語、界定、描述總結在一起,會發現,大概做一個君子要有幾個層次上的要求。

        做一個善良的人。這是君子的第一個標準。

        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與內心。他的內心完滿、富足,先修繕了自我修養,而后表現出來一種從容不迫的風度。

        司馬牛曾經問過孔夫子,什么樣的人才能夠稱為君子呢?

        孔子答:“君子不憂不懼。”

        司馬牛又問:“不憂不懼,就可以叫君子嗎?”

        他可能覺得這個標準太低了。

        孔子說:“反躬自省,無所愧疚,當然沒有什么可憂可懼的。”

        我們把孔夫子的意思轉換成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一個人反省自己的行為,而能夠不后悔、不愧疚,這個標準說低也低,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說高就是個至高無上的標準,大家想想,要使自己做過的每件事都禁得住推敲,實在又是極不容易的事。所以孔子才把它作為君子的人格標準。

        孔子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曾經很認真地跟他們討論過君子的問題,他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

        孔子一上來很謙虛,說“不憂”、“不惑”、“不懼”這三點自己做不到。

        什么叫“仁者不憂”?

        就是說,一個人有了一種仁義的大胸懷,他的內心無比仁厚、寬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細節不計較,可以不糾纏于小的得失。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內心安靜、坦然。

        什么叫“知(智)者不惑”?

        在區區半個世紀之前,一個人一生可能就在一個單位,婚姻基本上不會有任何變動,從小到老可能就住在一個大雜院里。人們的煩惱可能是生活的或然性和可選擇性太小。

        但在當今社會,我們的痛苦不是沒有選擇,而是選擇太多。這是一個繁榮時代帶給我們的迷惑。

        我們無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讓內心的選擇能力更強大。當我們很明白如何取舍,那么那些煩惱也就沒有了,這就是孔夫子所說的“知者不惑”。

        什么叫“勇者不懼”?

        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兩強相遇勇者勝”,也就是說,當你的內心足夠勇敢,足夠開闊,你就有了一種勇往直前的力量,自然就不再害怕了。

        一個真君子做到了內心的仁、知、勇,從而就少了憂、惑、懼。

        孔子說這三條我做不到。子貢說“夫子自道也”,您說的不就是您自己嘛!

        大家看,孔子告訴我們的做人標準,不是苛責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時間、精力,用來“苛責”內心。

        一個人內心對自己要求更嚴格一點,對別人就會厚道一點。我們今天老說做人要厚道,厚道并不是窩囊,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悲憫別人很多的過錯,可以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立場上想問題。

        因此,只有真君子才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老天爺不給我機會,也不抱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了解我。

        一個人內心沒有了“憂”、“惑”、“懼”,自然就減少了對外界的抱怨和指責,也就增強了把握幸福的能力。

        而增強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學習的終極目的。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古人學習是為了提高自己,今人學習是為了炫耀于人、取悅于人。

        真正尊崇學問的人,他的學習是為了人心靈的建樹。從書本上學,從社會上學,從小學到老,無非是學習一種把握幸福的能力。

        讓自己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教養,而且內心忠誠的公民,然后以此在社會上安身立命,學習的目的就是完成這么一個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

        而“為人之學”又是什么呢?

        它是把學到的知識當成工具,當成一種技能,以之謀一份職業,為自己謀一份福利。

        孔子曾經直截了當地跟他的學生子夏說:“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就是說,要想著提高修養,不要老惦記眼前的一點點私利。

        孔子從來不說做君子就要像誰誰誰那樣,在孔子看來,做君子就是做一個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會定位,從身邊做起,從今天做起,讓自己成為內心完善的人。因為只有你的內心真正有了一種從容淡定,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

        這使我想起了一個小故事:

        在一條小街上,三個裁縫開了三家裁縫店,每一家都想招攬最多的客人。

        第一個裁縫掛出一塊大牌子,上寫: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縫。

        第二個裁縫一看,覺得我要比他更高一點啊,于是做了一塊更大的牌子,上面寫著:我是全國最好的裁縫。

        第三個裁縫想了想,難道我還能寫是全世界最好的裁縫嗎?想了半天,最后他做了一塊很小的牌子掛出去,結果這條街上的客人都來了第三家,前兩家變得冷冷清清。

        第三個裁縫的牌子寫的是什么?上面寫道:我是這條街上最好的裁縫。

        也就是說,他把視線收回到眼前,從當下做起,反而得到了人們的認可。

        做好自己的事,當一個善良的人,這是《論語》對于君子的第一條界定。但是不是做一個善良的人就可以稱之為君子了呢?還不是。

        做一個內心完善的善良的人,是成為君子的前提。但僅有這個是不夠的,孔夫子心目中的君子,不僅是一個好人,還要是偉大和高尚的人,他要胸懷天下,奮發有為。

        孔子曾經說過,“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憲問》)。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自己的小家,自己的小日子,那么這個人就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君子。

        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這樣一份擔當,后來就演化成了中國儒家人格中所謂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中國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從來不是徹底分離的,而是人格理想的兩端。用林語堂先生的話來講,中國每一個人的社會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個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

        這就是我們經常的一種表述,叫做“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一個人在顯達的時候能以天下為己任,而在困窘之時還不放棄個人修養,還能心懷天下,這就是君子了。

        在孔子之后,中國古代有許多名士當自己窮極潦倒的時候,還念念不忘蒼生黎民。

        詩圣杜甫在自己的茅屋僅能容身、破敗漏雨之時,他想的卻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想讓更多的人住上好房子。我們不會感到杜甫是在說大話,而是會被那博大的胸襟和熾烈的感情所震撼!

        再比如范仲淹,他認為一個士人不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應該系念天下君民,都應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

        這樣博大的胸懷,這樣高遠的志向,不難看到孔子和《論語》的影響。

        讀到這里,大家也許會有一種疑問:儒家講“天下己任”是要以犧牲個人利益為前提的嗎?

        其實孔夫子并不否認個人利益的存在,相反,他所倡導的這樣一種篤定、實用而溫暖的人際理論是以保障每個人利益權利最大化為前提的。他讓你在此基礎上盡量為社會做更多的事情。

        但孔子認為謀求個人利益的時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徑,一心想貪小便宜。孔夫子認為,走正路還是走捷徑,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義”就是“宜”,也就是說,君子走的始終是一條適宜的正路。而小人則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驅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那么,君子和小人有哪些不同的表現呢?

        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就是說,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惦記的事情是不同的。

        君子每天牽掛的是自己的道德修繕,小人則記惦的是自己的家鄉;君子心中始終有一份規矩、法度,不得超越,小人則滿腦子想的是些小恩小惠,小便宜。

        一個人他每天就惦記自己家的事情,比如我怎么樣能夠多買一套房,我怎么樣利用一下福利分房政策,每天算計著自家的衣食居住,這就是孔夫子說的小人的心思。當然這也沒有太大的過錯,但是如果一個人的心就拘囿在這么一點點利益上,為了維護和擴大這一點點利益而不顧道德和法律的約束的話,那就很危險了。

        君子從來是尊重道德法制的,就像我們每一個人,走過街天橋,走人行橫道,等待紅燈,這些看起來都會給我們生活多多少少帶來一點限制,但是當這點限制成為彼此尊重、社會默契的時候,卻保障了自己的安全。

        而小人則貪圖眼前的利益,喜歡鉆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兩次可能得手,但這里面潛藏著危機,肯定遲早要吃大虧。還是拿走路來說,一看紅燈、綠燈中間閃著黃燈,趕緊跑過去吧,覺得這個事情沾了個小便宜,久而久之,這里面有多大的隱患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沒有大眼界,搶占眼前小便宜的人。

        那么在今天這個社會,怎樣成為一個君子?我想不妨從倡導“恒心”開始。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有了多元選擇,我們在興奮、激情的驅使下,在眾多選擇中搖來擺去,難以決定。這是缺乏“恒心”的表現。

        每一個人走上社會的時候,都會懷抱一種理想和憧憬,希望能夠有所作為。但是為什么這些理想在現實中會一一破滅?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我們的“恒心”不夠。

        如果我們真正有一番定力,有一個宏闊的境界,即使沒有達到“無恒產而有恒心”那么高的境界,起碼離君子已經不是很遠了。

        這是君子的第二個標準。

        君子還有第三個標準,就是“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

        就是說:君子是合群的,雖然他內心里莊重、莊嚴不可侵犯,但他在一大群人里頭卻從來不爭。同時,他也決不拉幫結派,謀取私利。

        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

        舉個例子,許多人在一起,大家的觀點肯定會不完全一樣,當各自說出自己的觀點時,一個真君子是會認真傾聽的,他能夠理解和尊重每一個人觀點的合理性,同時又能夠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樣就既保證了整體的和諧,又保留了不同的聲音。我們今天說要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把每一個人的不同的聲音和諧地融入到大的集體的聲音中。

        小人則剛好相反,他是“同而不和”(《論語·子路》)。

        生活中經常會看見這樣的場面:大家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領導的話還沒說完,馬上就會有人跳出來說,對對對,領導說得真好,什么高屋建瓴、深謀遠慮之類的溢美之詞說了一大籮筐;可是到會后他轉臉就會對別人說,哎,這個領導說的都是什么啊?我一點都不同意他的觀點!

        關于君子和小人行事的不同,孔子還有一個表述,叫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

        “周”就是能夠團結照顧到很多人,他以道義為準則與人交往,所以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個真君子不管他有多少朋友,他都會像空氣里的氧氣一樣,讓朋友們感覺到很歡欣,感到受到照應。

        “比”這個字形,象兩個人緊挨著站在一起,意思是說,小人喜歡結成小圈子,他不會融入大集體。

        比如說開一個Party,一個君子會讓這里面遠近親疏所有人都覺得很舒服;但是小人呢,他會和他最要好的人躲到一個角落去嘀嘀咕咕,好像他們兩個人好得不得了。

        為什么會有這種不同呢?還是因為君子和小人的道德境界不同。

        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小人之所以喜歡互相勾結,是因為他的心里有鬼,想通過這種勾結謀取私利和維護既得利益。所謂“結黨營私”,正是這個意思。而君子則胸懷坦蕩,因為他坦然無私,所以能夠平和,能夠以善意跟所有人走到一起。

        中國一直以和諧為美,而真正的和諧是什么?就是在堅持不同聲音、不同觀點的前提下,對于他人的一種寬容,一種融入。其實這就是君子之道。

        因為君子和小人有這許多不同,因而同君子相處和同小人相處,情形會很不一樣。

        孔夫子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論語·子路》)

        《論語》的敘事方式特別容易懂,就是因為它老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比較。

        說,同“悅”,高興。一個君子你很容易與他相處,但是你又難以取悅他。假如你想以不正當的手段取悅他,他反而會不高興。決不會說你給他一個小恩小惠,他就給你大開綠燈、大開后門。等到他真正使用你的時候,他會根據你的才干,給你安排一個合適的位子。這就叫“器之”。

        小人的特點是你很容易取悅他,但是你很難與他相處。生活中這樣的人不在少數。比如說你給他施一點小恩小惠,幫他一個小忙,甚至你請他喝一頓酒,這個人就會很高興了。即便你取悅他的方式是不合乎道義的,是不正當的,他也還是會很高興。但這樣的人又是很不容易共事的。你千萬不要以為取得了他一時的歡心,他以后就會非常忠誠地一路給你開綠燈,雖然你費了很多力氣,花了很多錢財,打通了關節,但等到他真要用人的時候,他不會根據你的才干給你安排工作。而是求全責備,覺得你這兒也不夠格,那兒也不達標,你以前所做的一切都算白費。他會想法刁難你,讓你覺得很尷尬。所以這樣的人你很難與他相處。

        這就是小人和君子的區別。

        《論語》中為我們描述的君子,除了要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很好相處的人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說話和做事的標準。

        一個君子的言行,應該是怎樣的呢?

        一個君子不會把自己要做的事、要達到的目標先說出來;而往往是等把事都做完了,目標達到了,才淡淡地說出來。這叫“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

        孔子十分討厭那些夸夸其談的人,他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他認為,真正的君子應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表面上可能是木訥的,少言寡語,但他的內心無比堅定、剛毅。

        《圣經》說世上最追不回來的有三件事:射出的箭、說出的話和失去的機會。說出去的話有時候就像覆水難收,所以一個真君子,總是先把事情做到,然后再去說。

        孔子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這在今天成為一個成語,叫“言過其行”。一個人說的多于他做的,是君子之恥。

        君子的力量永遠是行動的力量,而不是語言的力量。

        君子崇尚實干,那么,一個真君子應當在社會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從事什么樣的職業?

        在孔子看來,君子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是比職業主義更高一層的理想主義。君子從來不是固定在某個職業中,他說:“君子不器。”(《論語·為政》)君子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作為一個容器存在的。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規矩地擺在那兒做一份職業而已。

        所以,君子的社會角色是變通的、與時俱進的。一個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為,而在于他所為背后的動機。他們是社會的良心。

        人很奇怪,我們是思維決定行動,也就是態度決定一切。我們在這個社會上每天做的事情大體相同,但對這些事情的解釋各有不同。

        我曾經看過十五世紀一個宗教改革家寫的一本書,在這本書中他講了自己青年時代的一個小故事,而這個故事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說有一天他路過一個烈日炎炎下巨大的工地,所有人都在汗流浹背地搬磚。

        他去問第一個人說,你在干什么呢?

        那個人特別沒好氣地告訴他,你看不見啊,我這不是服苦役——搬磚嗎?

        他又把這個問題去問第二個人。這個人的態度比第一個人要平和很多,他先把手里的磚碼齊,看了看說,我在砌堵墻啊。

        后來他又去問第三個人。那個人臉上一直有一種祥和的光彩,他把手里的磚放下,抬頭擦了一把汗,很驕傲地跟這個人說,你是在問我嗎?我在蓋一座教堂啊。

        大家看一看,這三個人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但是他們給出來的解讀卻是三個層次:

        第一種人的態度我稱為悲觀主義的態度。他可以把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生活強加給的一份苦役,他關注的是當下的辛苦,當然這也是確實存在的。

        第二種人的態度我稱為職業主義的態度。他知道自己在砌一堵墻,這堵墻是一個局部成品,他知道要對得起今天的崗位,要對得起他的一份薪水、一個職務和職稱,所以他的態度不低于職業化的底線。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器”的境界,作為一個容器的存在他合格了。但是他沒有更高的追求。

        而第三種人的態度我稱為理想主義的態度。也就是說,他看到眼前的每一塊磚,每一滴汗,他都知道這是在通往一座圣殿和教堂。他知道,他的每一步路都是有價值的,他的付出一定會得到最終的成全。此時,他所做的事情絕不僅僅作為一個器皿,而是關系到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夢想,關系到我們最終能不能建筑起一座教堂。而同時,因為有了這個教堂夢想的籠罩,也成就了這樣一個超出平凡的個體。

        由此可見,“君子”這個《論語》中出現最多的字眼,他的道理永遠是樸素的,是溫暖的,是和諧的,是每一個人可以從當下做的;而那個夢想,那個目標,既是高遠的,又不是遙不可及,它其實就存在于當下,也存在于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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