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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散文

    第1章 自序

    散文集發表于2017-06-24 11:48:01歸屬于吾家小史本文已影響手機版

      一

      中國文化有很多優點,也有很多毛病。毛病中最讓我感到痛切的,是它縱容謠言。

      在《何謂文化》一書中,我曾用八個押韻的短句概括過謠言在中國的優惠待遇:

      造謠無責,

      傳謠無阻;

      中謠無助,

      辟謠無路;

      駁謠無效,

      破謠無趣;

      老謠方去,

      新謠無數。

      不少上了年紀的讀者告訴我,這幾句話他們已經能背誦了,因為實情確實如此。只要是中國人,一讀就能會心微笑。

      但是我必須指出,當這種實情充分展開的時候,受害者的遭遇極為可怖。幾千年來不知有多少氣吞山河的將軍、賢臣、詩人、智者未得善終,細細追索悲劇的成因,最后總會找到幾句關鍵謠言。

      “青史因高尚而立,高尚因謠諑而潰。”在我看來,這就是中國歷史步履蹣跚的一個重要原因。

      且不說古老的血跡、鄰家的悲泣了,就以我自己家里為例吧,謠言之禍害,刻骨銘心。

      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殺,就因為幾句辯不清的謠言。我爸爸被關押十年,也因為幾句辯不清的謠言。他們兩人一死一關,我家經濟來源斷絕,老老少少八口人饑寒交迫、生死掙扎,就是因為那幾句謠言。

      叔叔剛烈,決心以生命的代價讓“革命群眾”明白,那些都是謠言。但他一死,“革命群眾”齊聲說,他是“畏罪自殺”。他們讓他的鮮血,加固了謠言。

      爸爸老實,原來也想自殺,卻又考慮到全家生計而活了下來,天天在歹徒們的暴虐中撰寫長文來反駁謠言。這種長文,他連續寫了十年,還用藍印復寫紙謄抄,一手擦淚一手執筆,直到眼睛幾乎失明。因此有時,經造反派當權者批準,由他口述,由我記錄,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實證明,這些堆積如山的長文,并沒有反駁掉任何一條謠言。

      叔叔和爸爸后來在名義上都已“平反”。他們墓頭的草樹,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當初的造謠者是誰。

      叔叔和爸爸是社會最底層的小職員,連個“副科級干部”都挨不上。當時,比他們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國家主席、學術權威、藝術大師,全被謠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議的是,當時社會上的每一個單位,都發生了“謠言井噴”,幾乎一切稍稍像樣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務、漢奸、壞分子,而且都有大量“細節”、大批“證人”。于是,全國幾百萬個“專案組”為這些謠言而設立,一設十年,卻沒有一個專案組破除過一個謠言。這么大的數量,這么長的時間,實在是人類史上的奇觀。

      造成這種現象,除了從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于從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難改變。

      一些民眾喜歡謠言、企盼謠言、參與謠言、庇護謠言,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也就是集體文化本能。結果,造謠在中國,變成了一種既安全又顯赫的群體職業。在這一點上,我對中國“國民性”的評判,比魯迅更為嚴厲。原因是,魯迅沒有遭遇過那么多運動,那么多民粹,那么多謠言,那么多災難。

      二

      我原以為,經歷過“文革”,中國人對謠言的癖好也許會稍稍減輕一點。后來發現,完全不是這樣。

      “文革”的謠言只由大字報傳播,而現在,謠言憑借著網絡和傳媒,可以頃刻籠罩萬里江山。一次次以謠言為基礎的群體投注,使一個民族的心理底線因過度消耗而日漸脆弱。那些造謠者,更是具有了呼風喚雨的號召力,遠遠超越他們的前輩,或他們自己的前半輩子。

      中國古人說:“謠言止于智者。”這其實只是一個空洞的自我期許,而不是社會真相。因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謠言的道義和膽氣。相反,他們的智商很可能成為謠言的動力,使謠言更精致、更聳動、更有傳播力。因此,無數歷史事實證明,“謠言止于智者”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謠言。

      我相信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少數謠言有可能被阻止。但在整體上,我們對謠言基本上無能為力。

      謠言在什么時候又會快速點燃人們的輕信、無知而釀發新的破壞性運動,攪起新的社會災難?幾乎難于避免,而且難于預測。在如此無奈中,我能做的,僅僅是記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慘痛教訓,那就是:不像叔叔那樣為謠言自戕,不像爸爸那樣與謠言爭辯。

      我從父輩身上獲得的這兩大教訓,可能是世間對謠言最明智的認識。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要考驗這種最明智的認識,居然,我本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謠言狂潮。

      為什么說“前所未有”?只要與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對比,就能明白。

      第一,叔叔遭受謠言攻擊,半年就自殺了,爸爸則被謠言悶住了十年。而我,已被謠言包圍了二十年,等于又經歷了兩場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謠言攻擊,主要集中在本單位,沒有報刊參與。而對我,除了本單位沒有參與外,全國一百六十余家報刊都參與了。其中南方一家著名報紙主導了每一場謠言圍攻,覆蓋面之大無與倫比,且被海外華文報刊廣泛轉載;

      第三,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謠言攻擊,內容比較固定,兩三項誣陷而已,而我遭受的攻擊,范圍漫無邊際。從所謂“文革歷史”、“文史差錯”、“文化口紅”、“地震捐款”、“阻止請愿”到“深圳贈房”、“遺產大會”、“美女作家”、“離婚聲明”等等,面面俱到,與時俱進;

      第四,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謠言攻擊,主要來自不知法律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具有暴烈性卻不具有權威性。而圍攻我的那么多傳媒和打手,幾乎都在炫耀權勢,標榜背景,展示團隊、高談法律,讓謠言披上了足以霸凌一切的行政胄甲;

      第五,叔叔、爸爸遭受的謠言攻擊,從現存的材料看,發動者文化程度很低,只知擺弄極左口號。而攻擊我的造謠者,卻擅長筆墨,會編故事,懂得版面,巧言令色,有煽動性。

      ——僅此五點,我就有信心對叔叔、爸爸說:“千乘萬騎,久圍一人,比之父輩,縱亡無恨!”

      但實際上,我還是有“恨”的。當然不是恨那些造謠者,他們不值得恨,就像我們不會去恨蛇蝎,只會去恨那些欣賞蛇蝎傷人的人。

      那么,我究竟恨什么呢?

      在“文革”中我就很驚訝,當一個歹徒喊出口號要“打倒”某個教授時,絕大多數民眾的眼睛都會直視那個教授,欣賞他的驚訝、委屈、氣憤、失措,而不會回過頭來看看,喊口號的歹徒是誰。也會有幾個人回頭,但那只是好奇和慫恿。過一會兒,“打倒”改成了“吊死”,大家仍然欣賞那個教授的恐懼表情,還是很少有人會回頭看歹徒一眼。

      我最恨的,就是民眾的這種目光走向。

      我在遭受每一次謠言攻擊時,一開始總想告訴民眾,這是假的。但很快發現,大家都知道這是假的,或者不在乎真假,只等待我的狼狽,我的慌張,我的失態。我原來抱怨,大家怎么都成了旁觀者?后來發現,根本不是旁觀者。因為旁觀者是中立的,他們絕不中立。如果中立,就不會有我爸爸的十年,我的二十年。

      我等待過,不是等待歹徒消失,而是等待民眾的目光能投向歹徒。但是,等了那么久,我等不到了。

      我非常失望。因為我是一個歷盡艱險尋找民族尊嚴的人,一個走遍世界闡釋中華文化的人,但每次回來,總是謠言、謠言、謠言,而且越來越污濁,越來越骯臟,越來越囂張,越來越盛大。當然耳邊也會聽到一些同情的低語,卻永遠缺少真正的幫助。

      我一直企圖說服自己,這種現象與我所鐘愛的腳下的土地無關。但是,所有的事實告訴我,不是無關,而是有關。

      我終于明白了楊長勛教授對我的告誡:趕快離開。但是,我和馬蘭,都有年邁的父母親需要照顧。

      正這么想著,我爸爸,卻被攻擊我的謠言氣死了。他的死,也有醫學上的病因,但不能排除他臨終床頭的那三份報刊。一份廣州的,一份天津的,一份上海的,對他造成了最后殘害。

      這些報刊在造我的謠,而這些謠言使爸爸聯想到了我家在“文革”中的悲慘經歷。一種巨大的逆反,讓老人家痛徹心肺。這位抗拒了十年謠言而獲得過勝利的英勇老將,終于犧牲,為了他的兒子。

      對這件事,我寫道:

      我是一個博愛主義者,常常對那些嚴重傷害過自己的人予以原諒;但我又是一個中國人,終身不會淡忘“殺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縮得再小,也會永遠記得爸爸臨終床邊放著的那些報刊,以及報刊背后那幾個人。

      博愛使我容光煥發,仇恨使我雙目炯炯。

      我的宗教情懷反對我報仇,卻不反對我出走。前思后想,覺得我們夫妻兩人也算非常對得起這片土地了,只是年紀已大,很想避開歹徒們的惦記,尋個安全,因此即使遠離,也已無須汗顏。但是,歹徒們的勢力范圍很大,欺騙領域更大,歐美很多大城市的華文圈都已有他們的陰影,我們只能敬鬼神而遠之。我和馬蘭討論過塞浦路斯、以色列、南非,而在這本書的最后,則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羅尼西亞群島。

      那里有可能是幾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滅時的先民逃生處,因此也可以看成是遠祖的家園。在密克羅尼西亞,我們特別羨慕那對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從未上岸棲宿的夫妻,那位妻子還是中國人。但是,看來只能羨慕了,我們已經沒有那么多精力。

      當然,不管到哪里,還是闡揚中華文化。可以想象在那個歸息之地,我展卷而嘆,撫傷而憶。而馬蘭,則拭淚而歌,仰天而吟。

      三

      臨了,還要以這本書的名義,對謠言表示感謝。

      謠言也有正面意義,那就是,讓我們在內心確認真實之為真實。

      因為有那么多虛假,真實就顯得更加珍貴。但在平時,有關真實的記憶常常沉睡了,黯淡了,褪色了。等到謠言一起,真實的記憶從深處喚醒。喚醒一處又會連帶多處,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歸。

      我自己,就曾一次次被謠言帶出來的真實所震驚,所感動。

      前面提到,爸爸在“文革”十年間天天撰文反駁謠言,其間又因眼疾由我代筆。我發現,一切善良者的反駁其實都是回憶,點點回憶連成邏輯,很快,憤怒的口氣變成了動人的自述。

      我畢竟懂得文學,總是向爸爸追問人情細節,祖母和媽媽又在一旁補充。結果,在那一個個風雨凄迷的夜晚,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詩漸成雛形。

      爸爸把這些自述的一部分,長期珍藏在抽屜里,我在他去世后找得。一頁頁輕翻舊紙,一次次眼濕鼻酸,覺得還應該繼續做點什么。

      于是,我以爸爸的自述為線索,開始了“長輩尋訪”,這就是《借我一生》那本書前半部分的由來。我把這種寫法稱之為“記憶文學”。因為是文學,便增添了一些細節描寫,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

      書出版后,更多的長輩、親友、同事、鄰居參與了回憶。他們不斷向我指出需要補充和更正的地方,但他們提供的素材,又互相矛盾,還常常與我自己的記憶不同。

      因此,我再度一一拜訪,細細追問,認真比勘,小心排除。結果,素材越來越多,篇幅反而越來越少,歷史的筋骨出現了。因此,我把《借我一生》刪改成了《我等不到了》,最后又改寫為眼前這本書。有了這本書,以前的那兩本只能算是草稿了,不必再出。

      有趣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我還收到了寄自浙江、福建、湖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的諸多《余氏宗譜》,以及與余姓有關的大量考證、搜輯、名錄、事跡、詩文。這使我產生一種興奮的暈眩,一次次重新判斷自己究竟屬于哪一支脈。

      你看,如果當初不是謠言對爸爸的反面催動,哪里會有這本書的,哪里會有后來的這些篇章?

      這本書的后半部分,主要寫我們一代,更是由謠言激發出來的。

      我甚至認為,正是二十多年一撥撥不間斷的謠言進攻,幫助我完成了這本書。

      因此,我要以自己的這個經歷告訴年輕讀者,禍福相依的古典哲學,一點不錯。如果哪一天你們眼前的壞事已經壞到匪夷所思,那么,千萬不要沮喪,里邊一定埋藏著一個重大契機。

      那么,謠言究竟是怎么幫助我寫書的呢?且聽我略舉數例。

      試想,如果沒有那個有關“文革寫作”的謠言鋪天蓋地,我怎么可能發布那個著名懸賞?我在懸賞中宣布,只要造謠者舉出一個最細微的證據,例如指出我在“文革”中寫過他們臆想中的一句話,一句,僅僅一句,便可立即獲得全年高額薪水。這個懸賞使造謠者們產生了急迫的金錢向往,非常辛苦地查找了十幾年,居然一無所獲。這個結果,連我自己也十分驚訝,因為經歷過十年“文革”的中國文化界很少有人經得起如此規模的查找。我為什么會這么干凈?一幕幕往事漸漸浮現。于是,由長輩寫了前半部分的家庭小史就由我延續下去了。此外,我受同一個謠言的刺激,寫出了《四十年前》、《尋石之路》等填補歷史空缺、重劃歷史分期的文章,受到海內外史學界的重視。

      又如,如果沒有那個有關“地震捐款”的謠言轟傳天下,我怎么可能把自然災難與人文災難放在一起思考,然后從“民族大災難”的視角來提煉我家三代經歷?災難的形成、擴大、救援、曲解,以及災難中的犧牲、躲閃、起哄、鼓噪,成了這本書的主導線索,并由此上溯到余家遠祖。作為這一謠言事件的具體起因,我個人捐建而被謠言指為“詐捐”的三個學生圖書館,一直屹立在災區,已無須多言;但我要感謝這個謠言把我拉回到民族命運的瓦礫廢墟,使我的寫作具備了概括歷史的高度。

      再如,如果沒有那個“文史差錯”的謠言奇異爆發,我怎么可能認清我們和對手之間在文化格局上的根本差別?這樣的謠言貌似斯文卻出自當年“文革”造反派首領的手筆,又受到當代海內外媒體的強烈追捧,我突然明白我家幾十年來對付的并不僅僅是無知歹徒。中華文化的歧路選擇,隱伏在打打鬧鬧后面。我后來的數萬公里文化歷險,在他們看來也都是“文史差錯”,因此要用那么多謠言在阻遏。

      又如,如果沒有那個定期出現的“離婚”謠言,我怎么可能從他們的邏輯推斷出當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頻率?由于這種謠言的日趨污穢,我明白了造謠者們極為可憫的情感生態和貓爪撓心般的瘋狂嫉妒。同時,這個謠言又使我能夠更多地記述馬蘭父母的非凡經歷,以及馬蘭本人作為一個純凈藝術家的坎坷傳奇。

      ……

      總之,幾乎一切謠言,對我都大有助益。

      就連那些臨時涉足又快速退出的造謠者,他們一開口,也就立即開啟我的一段記憶。例如,這個,是因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評審時否決了他的申請;那個,是因為我公開聲斥了他的變相盜版行徑;這個,是因為我沒有推薦他擔任某個職位;那個,是因為我退回了他吹捧我的幾篇長文……

      他們的罵聲后面,是我內心的隱隱歌聲。他們的假話后面,是我內心的歷歷真相。于是,我在別人無法接受的荊棘叢中,獲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堅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沙姓造謠者,我更要深深感謝了。正是他的堅持,從一個連貫的側面印證了我生命的硬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為,社會上還會有人記得他幾十年前被我救命又被我絕交的往事,因此不斷地要用謠言來擦拭。于是,就有了他夢話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動如山而又疾步如風的二十年。

      我為什么能“不動如山”,又“疾步如風”?還是要感謝他。由于他連續不斷的謠言堆砌,使我成了一個疑點很多,卻又誰也不知真相的“霧靄人物”。這種狀態,對我來說實在太好了。“霧靄”成了一個隔離層,使我能夠免除官方和民間的種種“抬愛”,不受任何干擾地寫那么多書,走那么多路,研究那么多重大課題。

      因此,沒有他,就沒有我近二十年來的文化成果,沒有成熟意義上的我。當然,更沒有這本書。

      這,還不值得感謝嗎?

      由此,我體驗到了很多歷史人物的共同尷尬:終于發現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現的,卻又找不到感謝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繼續接受對方的特殊恩澤。

      本來這個過程還會延續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偽造了我妻子的離婚聲明,致使“畢生謠業,毀于一旦”。這一來,我的書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動,寫不下去了,真是遺憾。

      照理,這本書是應該寫得更長一點的。

      四

      就這樣,薄薄一本書,從“文革”的囚室寫起,在父親臨終的床頭重新拾筆,一路強忍悲痛地寫了下來。直到最后,為母親寫出悼詞。

      回想起來,圍繞著全家的長久魔咒,一是造反,二是造謠,可以概括為“兩造”。

      “兩造”,在中國古典文化中倒是一個重大詞匯,因此我也不忍糟踐,就把家庭魔咒轉化成了生命筆墨。

      我相信,無論是我們自己的年輕人還是外國人,都很難讀懂里邊的內容,因此想用最簡單的語言介紹幾句——

      這本書,寫了現代中國一個普通家庭三代人的歷史;

      這歷史,雖然低微卻以小見大,與通行的歷史教條有根本區別;

      而正是這區別,使它與生存良知有關,與文學本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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