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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散文

    第3章 秘史漸近

    散文集發表于2017-06-24 12:06:02歸屬于吾家小史本文已影響手機版

      余家流徙到浙江的流脈,我在這里不做仔細考證了。只說可以排得出輩分的祖輩,在家鄉分成了兩支。一支在山上種茶,一支在山下養蠶。

      簡單說來,我的祖輩,安安靜靜地在青山綠水間向外面提供著茶葉和絲綢。

      粗粗一想,這環境,這活兒,都不錯。

      他們怎么會想到,正是他們提供的茶葉和絲綢,給中國帶來了災禍。

      原因是,歐美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對茶葉和絲綢的需求大量增加。時間一長,他們發現,為了茶葉和絲綢,他們每年要支付中國一百萬兩至四百萬兩白銀,也就是產生了巨額貿易逆差。這個情景,與他們現在對“中國制造”的抱怨如出一轍:明明是他們自己的需求,卻要懲罰中國。

      為了取得貿易平衡,英國商團向中國傾銷鴉片,美國商人也參與其間。結果,貿易逆差快速扭轉。

      鴉片嚴重地禍害了中國人,毒癮籠罩九州,到處煙燈閃閃,大批有為之士再也無力從事一切正常勞作,一個個面黃肌瘦,淪為廢物。后來連多數官員也在吸食,最后都一一家破人亡。這是西方留給中國的一頁人權記錄。

      奄奄一息的中華民族也曾試圖反抗,因此引來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其他許多侵華戰爭。結果是,中國一次次慘遭失敗,一次次割地賠款。

      鴉片戰爭的結果是列強勢力的進入,帶來了上海的畸形繁榮。我家鄉離上海只隔了一個海灣,很多走投無路的家鄉人都想到上海闖一條生路。

      有一個統計,十九世紀后期,上海的人口增長,是世界平均增長數的整整十倍。這個龐大人群中的不少首領,與我家鄉有一點關系。

      例如,一個在十四歲就闖蕩上海的男孩子叫虞洽卿,就是我們家鄉人。他后來出任了上海總商會會長、全國工商協會會長。此外,上海幫會首領黃金榮、張嘯林,上海現代娛樂業創始人黃楚九,算起來也都是我們家鄉人。

      我的曾祖父余鶴鳴先生和曾外祖父朱干利先生,沒有他們那么出名,卻與他們基本同齡。與他們一樣,也擠到了奔赴上海的人流之中。

      余、朱兩家只隔半華里,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從小就認識。他們是一起坐木帆船渡海灣來上海的,從慈溪的庵東出發,到上海的金山衛上岸。

      那天兩人是結伴步行去庵東的,各自背著一個不小的藍布包袱。包袱里除了很少幾件替換衣服外,還塞了不少茶葉和絲綢,是準備用來換食換錢的。這是當時家鄉出門人的習慣。

      兩人互相瞟了一眼就笑了,從包袱的大小可以判斷,他們所帶的茶葉和絲綢,在數量上差不多。

      曾祖父稍胖,曾外祖父略瘦,個子一樣高。他們走得很快,大概走到勝山頭,曾祖父哼起了這里流行的灘簧調。

      邋遢包袱重九斤,

      出門就是吳石嶺。

      曾外祖父一笑,含糊地跟了下面兩句:

      千難萬難都是難,

      一步一步要小心。

      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去了上海二十年,一年比一年發達,終于都成了大老板。

      他們的發家史,可說是干脆利落。曾祖父余鶴鳴先生與別人一起開了一家不小的煙草公司,曾外祖父朱干利先生則買下了一家很大的染料公司,這已經使他們進入富商的行列。一九一五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染料停運,曾外祖父趁機大大發了一筆意外之財,成了大富商。十年后,一九二五年,上海市民反抗日本、英國暴行的“五卅愛國運動”連帶出了“不吸外國香煙”的熱潮,給曾祖父的煙草公司帶來了巨大商機。

      余、朱兩家,都成了上海十里洋場中真正的“闊佬”。

      花園洋房、私家汽車、銀行賬戶、大批仆役……一切好像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余、朱兩家對此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

      克服這種不安全感的方法,就是強化對兒子的教育。當時上海的富人,都看不起貴族背景,認為那只是北京、天津的破衫遺老在翻已經發霉的老家譜。他們自己的家譜是新的,正裝在兒子的書包里,讓兒子一年年去編寫。

      祖父和外公不約而同地考上了當時極難考的啟慧學校,成了同學。

      祖父和外公在走進學校的第一天就互相認出來了,兩家父母經常餐聚,他們多次見過。一星期后,他們又結交了一位叫余鴻文的同學,細說起來還是祖父的遠房堂弟。半個月后又多了一位一起玩的鄰班同學叫吳瑟亞,他父親是一位洋行買辦。

      外公和余鴻文經常去虹口的一家“復禮書院”,能夠見到一些穿著長衫馬褂前來演講的國學名家。祖父和吳瑟亞偏向西學,喜歡去徐家匯的一家“東印度總會”。

      不久,曾祖父因病去世。一年后,曾外祖父也走了。那年月,多數人的壽命都不長。兩個葬禮辦得非常隆重。余、朱兩家,就此進入了祖父和外公的時代。只可惜,祖父和外公為了當家,都把學業中斷了。中斷了國學,中斷了西學,一頭扎進了當時亞洲最繁華的街市,剛起步,便昂首。

      這兩個富家子弟,都風度翩翩,堪稱典型的“海派俊彥”。但是當他們接手了企業,僅僅十年,兩家幾乎同時敗落。在上海,這個過程之快,甚至來不及細加描述。

      像一切敗落一樣,最后一關是人格災難。正是在這一點上,祖父首先崩潰。

      他,抽上了鴉片。

      鴉片肯定是在東印度總會抽上的。外公和余鴻文先生一直認為,這是那個總會的兩個英國經理故意設下的一個圈套,為了報復曾祖父在五卅運動中令他們遭受的虧損。但是,這種說法缺少證據。

      一切高明的報復都缺少證據,何況,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實在太小。說大了,鴉片是對茶葉的報復;再說大一點,毒品是對快樂的報復。人類的一切災難都因報復而來,只是人們找不到其間的因果線索。一個人,從出生的那一天開始,就已經置身在密密麻麻的報復圖譜中。

      天地間再小的報復,落到一個具體的人身上,都可能是滅頂之災。而且,滅頂的,不止是自己。

      祖父上癮后,不敢到家里抽。他知道這事對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此一直隱瞞著,不露任何痕跡。

      祖父不僅把家吸窮了,而且把身體吸壞了,但他已經不能自拔。他變賣和典當了家里的大量財物,而他那時已經有了七個孩子。

      每天下午,祖父避開家人的耳目偷偷摸摸出門。他去的地方既明確又不明確,因為當時上海的鴉片館數不勝數,僅法租界就有一萬多個。

      深夜回來,祖母還沒有睡,祖父總會從皮包里拿出七八本書交給祖母,說:“收在書柜里,以后孩子們要讀。”

      這事一直讓祖母感到奇怪。孩子們不都在學校里讀書嗎,為什么還要在書柜里存放以后要讀的書?

      原來,祖父已經看到自己的末日。他算來算去,被自己吸剩下來的家產,今后沒法讓七個孩子都上學了,那就只能讓他們去做工,回到家里還有一柜書可讀。但是,吸到后來,他已經舉債累累,斷定自己走后,妻子根本養不活這么多孩子,只能送人。因此,不再買書。

      “你已經一個多月沒買書了。”那天祖母對祖父說。

      “讀書也沒用。”祖父說,“大難一來書作墳,亂中添亂是儒生。”

      祖母疑惑地看著他,不知道他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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